从上面分析的三种情况,最难确定的变数是最后所说的130万左右的旧式绅士是否转化为趋新人士。大致作一估计,清末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总人数应当在180万——310万人,最保守的估计,也在200万人左右。这当然是一个规模不小的群体。
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不仅人数多,规模大,而且知识结构新,思想先进。他们通过进新式学堂或出洋留学,通过阅读新式报刊与西书,沐浴欧风美雨,求索新学新知。由于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制约,时代要求他们特别关注社会政治变革问题,因而在他们的知识结构里占主导地位的已不是传统的四书五经,甚至也不是声、光、化、电等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,而主要是变革、进化、尚武、民权、平等、自由等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。当时的留学生普遍重视社会科学,如留日学生的热门专业是法政与军事两门。梁启超说:“(留学生)所学者,政治也,法律也,经济也,武备也,此其最著者也。”据有人对1872-1911年3320名官费留学生所学专业统计,学文科与军事的占76.32%。从翻译西书的情况来看,也是社会科学占较大的比重,如1901-1908年中国新知识界所译日、英、美、法、德、俄等国533种书籍中,社会科学类计有413种,占77.49%。通过吸收这些新的知识养料,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养成了不同于旧式传统士人的新的思想性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