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上面分析的三种情况，最难确定的变数是最后所说的130万左右的旧式绅士是否转化为趋新人士。大致作一估计，清末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总人数应当在180万——310万人，最保守的估计，也在200万人左右。这当然是一个规模不小的群体。
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不仅人数多，规模大，而且知识结构新，思想先进。他们通过进新式学堂或出洋留学，通过阅读新式报刊与西书，沐浴欧风美雨，求索新学新知。由于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制约，时代要求他们特别关注社会政治变革问题，因而在他们的知识结构里占主导地位的已不是传统的四书五经，甚至也不是声、光、化、电等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，而主要是变革、进化、尚武、民权、平等、自由等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。当时的留学生普遍重视社会科学，如留日学生的热门专业是法政与军事两门。梁启超说：“（留学生）所学者，政治也，法律也，经济也，武备也，此其最著者也。”据有人对1872-1911年3320名官费留学生所学专业统计，学文科与军事的占76.32%。从翻译西书的情况来看，也是社会科学占较大的比重，如1901-1908年中国新知识界所译日、英、美、法、德、俄等国533种书籍中，社会科学类计有413种，占77.49%。通过吸收这些新的知识养料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养成了不同于旧式传统士人的新的思想性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