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,孔子是主张“厚葬”的,不过,他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就遭到了误解和批评。且看《晏子春秋》里的一段话。
孔子来到齐国,拜见了景公,景公十分高兴,想把尔稽这块地方赐给孔子,他把想法告诉了晏子。晏子对景公说:“不行。孔子这个人傲慢自大,好自以为是,不能让这样的人去教诲百姓;他喜欢享乐而轻慢百姓,不能派他具体管理地方;他讲求修身,要求人们顺从天命,而讨厌治理实事,所以不会尽职尽责;他鼓吹厚葬,必然破费民财,使国家贫困;要人们守丧旷日持久,不提倡节哀,这都不是爱民的办法。治理国家的难点,在于实际治政中如何作为,而儒家学说只在表面形式上下功夫,所以有意身着特异的服装,故意在脸上装出肃穆的表情,显得与众不同,而这样做,根本不能教导民众、教化百姓。自从至圣大贤消失以后,周王室权威衰落,各种礼仪日趋烦琐,而民众的作为、风气却愈发轻浮,礼乐制度越来越庞杂,而社会道德风尚却每况愈下,日渐没落。现在,孔子大力提倡礼乐,向世人展示炫耀,奏乐起舞,招集门徒,特别注重有关上下尊卑和日常行为举止的各种礼仪,想以此来限制和约束民众。孔子的学问虽然渊博,却不可能成为社会效仿的榜样,劳心费力也不能对民众有所帮助,对他的思想和说教,一个人即使有两倍长的寿命也无法通晓那么烦琐的东西,对那些烦琐的礼仪,花费一年的时间也学不会,就是积累多少财富,也无法满足这些礼节开支的需要。他这样做,是用精心编制过的各种邪说来迷惑国君,通过大兴歌乐来愚弄百姓,孔子的学说不是治国之策,他的说教也不能用来教育人民,您是不可以向他请教治国之道的。现在,您一定要向孔子求教,然后再来治国治民,那只能是缘木求鱼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