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，孔子是主张“厚葬”的，不过，他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就遭到了误解和批评。且看《晏子春秋》里的一段话。
孔子来到齐国，拜见了景公，景公十分高兴，想把尔稽这块地方赐给孔子，他把想法告诉了晏子。晏子对景公说：“不行。孔子这个人傲慢自大，好自以为是，不能让这样的人去教诲百姓；他喜欢享乐而轻慢百姓，不能派他具体管理地方；他讲求修身，要求人们顺从天命，而讨厌治理实事，所以不会尽职尽责；他鼓吹厚葬，必然破费民财，使国家贫困；要人们守丧旷日持久，不提倡节哀，这都不是爱民的办法。治理国家的难点，在于实际治政中如何作为，而儒家学说只在表面形式上下功夫，所以有意身着特异的服装，故意在脸上装出肃穆的表情，显得与众不同，而这样做，根本不能教导民众、教化百姓。自从至圣大贤消失以后，周王室权威衰落，各种礼仪日趋烦琐，而民众的作为、风气却愈发轻浮，礼乐制度越来越庞杂，而社会道德风尚却每况愈下，日渐没落。现在，孔子大力提倡礼乐，向世人展示炫耀，奏乐起舞，招集门徒，特别注重有关上下尊卑和日常行为举止的各种礼仪，想以此来限制和约束民众。孔子的学问虽然渊博，却不可能成为社会效仿的榜样，劳心费力也不能对民众有所帮助，对他的思想和说教，一个人即使有两倍长的寿命也无法通晓那么烦琐的东西，对那些烦琐的礼仪，花费一年的时间也学不会，就是积累多少财富，也无法满足这些礼节开支的需要。他这样做，是用精心编制过的各种邪说来迷惑国君，通过大兴歌乐来愚弄百姓，孔子的学说不是治国之策，他的说教也不能用来教育人民，您是不可以向他请教治国之道的。现在，您一定要向孔子求教，然后再来治国治民，那只能是缘木求鱼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