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确,在我的意识中什么事终于发生了。变化显而易见。首先,以前我的思维是一种无指向思维,衍射性思维:我的个性没有任何抵抗力。现在,茫茫大海漂泊无主的我,心中开始有了目标,思维有了指向。俄国形式主义就是在远方向我频频招手的“云中仙子”、“绝世佳人”和“永恒的女性”。
我起航了。
我被俘虏了。
在我开始最初探索之时,我幸运地遇到了我平生从未谋面而“私淑”的“恩师”——维克多·厄利希。当俄国形式主义运动在苏联遭到压制而在国际上籍籍无名的时候,维克多·厄利希这位耶鲁大学的教授,却以其资料翔实、客观如实地介绍俄国形式主义的专著,使这一运动不致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,而使其影响力横跨“铁幕”的两端。在我刚刚上路却茫然不知该从何起步的关头,维克多·厄利希的这部翔实丰赡的著作,成了引领我入门的向导: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渐渐开始栩栩如生地活跃于纸上,我随着这位老人开始走进一部尘封的历史……记得读过一篇苏联人“批判”俄国形式主义的文章。文中称厄利希的这部著作是“西方文艺学里的‘圣经’”,虽出之于苏联文坛习用的贬义,但这部著作在20世纪西方文艺学中的历史地位如何,也就不劳我这样的门外汉絮叨了。最近读到乔治·克尔基斯新著《鲍里斯·艾亨鲍姆:他的家庭、国家和俄罗斯文学》,作者称厄利希的这部著作赋予俄国形式主义以“第二次生命”,并因此而令自己和这部著作从此走入科学的历史之中。[2]事实上,学术界对这本著作价值的认识,如今刚刚还只是个开头:随着时间的迁移,我国学术界也会和国际学术界一样,发现它对于未来时代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