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温岭那边的人活泛，用现在的话说，那边的人思想解放，敢干冒险的事。所以后来我把做出来的机器卖到了温岭的牧屿。”管康仁说。
“没有再被人发现？”“我换了制造的方式。在自己家里做肯定不行的，就是关起门再敲敲打打也会被人盯住不放的。我不在自己家里做。而是跟牧屿那边的合作伙伴联手干，我把图纸给他们，他们就在牧屿那边制造，再由他们卖出去。他们每台给我150元。做完一台，我再教他技术，就这样一直做了好几年，他们那边也就慢慢做了起来。牧屿现在是有名的制鞋业基地，就是那会儿我们打下的基础。浙江各地后来出了几千、几万的补鞋匠，布满了全国各地，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了补鞋机。别小看这补鞋机，这是我们浙江人致富的第一桶金。它的意义可不一般。
你们都说浙江人或者说温州人是中国民营经济做得早、做得好，说白了，就是因为我们浙江人靠一台补鞋机比别人先一步走遍了全国各地，先一步有了一些原始积累，先一步比别人知道啥叫市场。啥叫市场？就是我们这些补鞋匠到哪儿补鞋时，知道那个地方缺啥日用品，知道了那里缺啥东西，就多了一个心眼想法去搞那些东西。因为我们出去补鞋的人到处都有，而且相互之间有联系，一封信、一个电话，就相互之间把商业网络给建立起来了。在补鞋的同时把一些北方缺的商品从南方调配到了北方，又把南方缺的货物从北方发到了南方，这样慢慢地形成了一种赚钱机会，慢慢地从补鞋变成了做贸易、搞企业的风潮。我们台州人和温州人是同步走向全国的，而最早的一批人应该说是我们台州人，因为浙江人的经商之风是从补鞋匠们开始的。补鞋能够形成风潮，就是因为有了补鞋机这个关键性的环节。补鞋机是我们搞出来的嘛!”管康仁对自己的历史性贡献很是自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