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三年之后,也就是嘉庆二十三年(1818年),在痛定思痛之后,嘉庆皇帝准备第二次东巡了。他原以为,时间过去了这么久,帝国的创伤应该都抚平了,起码道路不应再泥泞难行。但他想得还是太简单了,这一回的问题不是发生在道路上,而是发生在人心里。大学士松筠以“三辅抗旱”为由谏阻嘉庆东巡,这实在不是个好由头——帝国这么大,几乎每年都有某某地方抗旱的消息传来。如果因为这个理由不能成行,嘉庆皇帝简直要抓狂了。
由于到此时嘉庆执政帝国已经23个年头,大概很有“时不我待,来日无多”的感觉,所以这一次的东巡,他的欲望格外强烈,对谏阻者的处置也比较严厉。最终,大学士松筠因言获罪,被革去大学士、御前大臣,领侍卫内大臣等职,但仍带革职留任,八年无过,才准开复原职。嘉庆就此事向大臣们辩护说:“成汤遇旱,六事自责,六事中有谒祖陵一节乎?”意思是谒祖陵不受天灾的影响或干扰。
但是干扰却此起彼伏了。松筠因言获罪后,御史吴杰前赴后继,他针对谒陵派差一事,奏请嘉庆皇帝禁止差务派累。另外在嘉庆下令求言后,有3名御史对处理松筠一事提出不同的意见,请求仍将大学士松筠召还内用。御史李广滋还指出这样一个事实——盛京为准备谒陵大典,竟按亩向百姓摊派钱款,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负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