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教明白，时间紧迫，原来他是作为神父来到这里的。他从极度冷淡逐渐转为极度激动；他注视这闭上的双眼，抓住这只冰凉而皱巴巴的手，俯身对着临终的人说：“这是上帝的时刻，如果我们白白相会一场，您不觉得遗憾吗？”
国民公会代表重又睁开眼睛，脸上呈现笼罩着阴影的庄严的神态。
“主教先生，”他缓缓地说，这种缓慢的口气由于气力不支，也许更由于心灵的尊严，“我一生都在思考、钻研和观察。六十岁时，祖国召唤我，命令我参与国事。我服从了。当时，有积弊我就消除积弊，有暴政我就摧毁暴政，有人权和法规我就公布和宣传。国土被侵占，我就保卫国土，法兰西受到威胁，我就挺身而出。我从前不富有，现在仍然贫困。那时我是国家当政者之一，国库的地窖里装满了钱币，墙壁受不了金银币的压力，有坍塌危险，不得不加柱子撑住。我在枯树街吃二十二苏的份儿饭。我救助了受压迫的人，劝慰了受痛苦的人。我撕破了祭坛上的布毯，确有其事，但那是为了包扎祖国的伤口。我始终支持人类走向光明，有时也抵制了那种无情的进步。有机会我也保护过自己的对头，你们这类人。在佛兰德勒的彼特格姆，恰好在墨洛维王朝 [18] 建造夏宫的地方，有一座乌尔班修会寺院，即博利耶的圣克莱尔修道院，一七九三年多亏我它才幸免于难。我不遗余力地尽了职责，也尽可能做好事。结果，我遭到驱逐、追捕、通缉、迫害，还遭受诬蔑、嘲笑、侮辱、诅咒，不得不背井离乡。我白发苍苍，多年来一直感到许多人自以为有权鄙视我，那些无知的可怜群众以为我青面獠牙。我离群索居，远离仇恨，也不怨恨任何人。现在我八十六岁，快死了。您还来向我要求什么呢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