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确，在我的意识中什么事终于发生了。变化显而易见。首先，以前我的思维是一种无指向思维，衍射性思维：我的个性没有任何抵抗力。现在，茫茫大海漂泊无主的我，心中开始有了目标，思维有了指向。俄国形式主义就是在远方向我频频招手的“云中仙子”、“绝世佳人”和“永恒的女性”。
我起航了。
我被俘虏了。
在我开始最初探索之时，我幸运地遇到了我平生从未谋面而“私淑”的“恩师”——维克多·厄利希。当俄国形式主义运动在苏联遭到压制而在国际上籍籍无名的时候，维克多·厄利希这位耶鲁大学的教授，却以其资料翔实、客观如实地介绍俄国形式主义的专著，使这一运动不致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，而使其影响力横跨“铁幕”的两端。在我刚刚上路却茫然不知该从何起步的关头，维克多·厄利希的这部翔实丰赡的著作，成了引领我入门的向导：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渐渐开始栩栩如生地活跃于纸上，我随着这位老人开始走进一部尘封的历史……记得读过一篇苏联人“批判”俄国形式主义的文章。文中称厄利希的这部著作是“西方文艺学里的‘圣经’”，虽出之于苏联文坛习用的贬义，但这部著作在20世纪西方文艺学中的历史地位如何，也就不劳我这样的门外汉絮叨了。最近读到乔治·克尔基斯新著《鲍里斯·艾亨鲍姆：他的家庭、国家和俄罗斯文学》，作者称厄利希的这部著作赋予俄国形式主义以“第二次生命”，并因此而令自己和这部著作从此走入科学的历史之中。[2]事实上，学术界对这本著作价值的认识，如今刚刚还只是个开头：随着时间的迁移，我国学术界也会和国际学术界一样，发现它对于未来时代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