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去吧。”最后，我说道，然后我转过身去。
她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然后离开了。
我妈还不知道我快死了。我还没有告诉她，而我也禁止其他所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她。她不需要被这种想法折磨。她不必再失去一个女儿。有时候，我真想告诉所有指控我们来到这里强取豪夺、拿走本不属于我们的东西的人：“你以为我赢了吗？”我想这么对他们说，“你真以为我所得到的比我所失去的还要多吗？那你自己呢，你以为你损失的比你所得到的多吗？你觉得你的损失超过我所获得的吗？”
在我出生的那一刻，从许多方面来看，我都令人失望。我是家里的第六个女儿，家里还没生下男孩。这并不是我父母想要的，但我还不是最令人感到失望的。六年后娜拉出生时，所有人都泄气了。其实我不知道，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想生男孩？在比较传统的家庭里，男孩意味着可以赚钱、养家糊口的收入来源，女孩只意味着开销，但我们家的情况并非如此。当我出生时，玛丽安已经二十岁，担任女教师。她前往乡间地区，在需要教师的乡村任教。她独自一人生活，工作赚钱，然后把赚来的钱带回家里。
不久之后，我所有的姐姐们都开始工作了。她们担任教师和研究助理。她们的钱就是我们的钱，属于姐妹的手足之情和骄傲像一个茧，将我们包在一起。妈妈是理发师，她就在家里接客，帮客人染头发、修眉毛、缝脸。我很早就学会这些技能，我会帮妈妈的忙。这些女顾客躺在一张床垫上，我弯下腰，贴近她们的脸孔，湿黏的小手指间握着缝合用的针。我可不想将这些事情告诉住在瑞典的人。这不符合他们看待人生的方式——我那些可怜的姐姐没命般地工作，还得把挣来的钱交给妈妈；我和娜拉将头发扫掉、缝脸、为我们家工作。在他们眼里，姐姐们没有真正的独立，我们没有真正的童年。但我觉得，我们的日子过得好极了。想想看，我的姐妹们曾经有过自由，而我们作为女人，既富有女性气质，又能自给自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