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、程朱派学者对王学的论难
王守仁心学体系的提出，实质是通过对程朱之学的否定实现的，这对笃守程朱之学的学者来说，是绝对不能忍受的。当时最先站出来从程朱之学的立场对王学展开批评的，是与王守仁同时的罗钦顺。罗钦顺字允升，号整庵，是明代最重要的朱学思想家。他一度与王守仁在南京同事，虽然未尝讨论学术，但相互有文往还。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左右，罗读到刚出版不久的王守仁《传习录》，开始形成他基于朱学对王学的批判立场，遂致书王守仁论学，王守仁则赠以他的《大学古本旁释》及《朱子晚年定论》等著作。此后两人书信往还论难，直至王守仁死后，罗仍著文与守仁门人欧阳德等人辩论。晚年，罗又因王守仁“以心学立教，才知之士翕然从之”，遂把与王守仁心学、湛若水心学论辩“致书辟之，往复再三”的书信文章辑集为《困知记》一书。[27]
罗钦顺对王守仁及其心学的批判，除以朱学“性即理”、“理一分殊”的理论批驳王学“心即理”、“心外无物”、“心外无理”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外，主要是针对王学中的格物致知说。在格物致知的问题上，王守仁认为“物者，意之用也”；“格者，正也，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”。在王守仁看来，意念所及便是“物”，“格物”不是研究事物本身及其法则，而是使自己的意念符合封建道德规范，即所谓“正”；意念“正”了，“物”自然“正”。因此，王学中的“格者”实质指的是“诚意之功”[28]。罗钦顺认为，王学所谓“心之所发便是意”，“意之所在便是物”有两个矛盾：一是“意”不能代替客观事物；一是事物是否“正”需要有验证，王学说一切皆以主观意念为准，是不可能有检验意义的。因此，王学所谓的“格物致知”说，不过是“局于内而遗其外”的“禅学是已”[29]。而“故欲见得此理分明，非用程、朱格物工夫不可”[30]。